徐振強:智慧城市亟需數字經濟驅動的頂層設計

2018-01-20 22:33 來源: 智慧城市協同創新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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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以來,可持續城市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和交通等壓力,城市發展模式迫切需要轉型。《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將智慧城市列為我國城市發展的三大目標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我國城市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是協同與融合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有效載體。實現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城市文明延續和復興的效率、水平、范圍。

  智慧已經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新常態。歷經約六年的努力,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做法到一躍成為世界創建智慧城市的大國、世界智慧城市創新的主要試驗場、世界規模最大的智慧城市創新空間、世界規模最大的智慧城市產能市場和總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成效和經驗得到美國、新加坡、日本、歐盟、“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等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關注,以烏鎮為代表的互聯網小鎮、廣東為代表的智慧城市群,推動了智慧化向城鎮全面豐富。上海,作為中國智慧城市的先鋒,在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和ICF(國際智慧社區組織)等國際機構對世界智慧城市能力建設進行的綜合排名中,位列Top14-83之間。主要存在1、智慧城市產業思維、行業、人才引領和創新地標等均未形成;2、智慧城市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內容和有效性與市民需求存在矛盾;3、單一領域建設易,跨領域協同難,存在數據孤島、聯通難;4、重點項目多為政府主導、社會化建設和參與力度不夠;5、智慧社區等城市細胞尚未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要點等問題。

  從系統論角度剖析我國智慧城市發展,存在理論支撐、體制保障、機制創新、技術應用跨界、頂層設計與規劃革新、政策法規培育、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投融資等八大關鍵問題,其中頂層設計是中樞。智慧城市,作為新興前沿交叉領域,目前缺乏多學科的集成創新支撐,尚未構建起中國特色的智慧城市學科方向,尚未形成全面完整的脈絡鏈條,制約行業應用創新與實施。智慧城市事業化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十三五”期間,智慧城市的市場規模約為2.3-4.1萬億元,如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撐,投資建設的盲目性、有效性、科學性和實現水平將無法保障。城市作為復雜巨系統,現代城市理論與方法基本未在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當中予以體現,“智慧”尚未在復雜巨系統組織運作中得到逐步的體現,而理論構建直接關系到推進的方式、方法。中國與國外相比有顯著差異,推進力度和投入水平遠高于國外;但實效效果總體上顯著弱于國際先進水平。粗放的技術復制,導致運營總體困難,進而健康的投融資機制無法建立。深度城鎮化時期,新城因總量較大而建設節奏趨于調整;城市更新,因空間功能提升、產業升級和投資開發等需要而日趨加速,我國城市新城代謝總體進入“保養”階段,城市發展驅動力構成與力度與“十二五”顯著不同,城鎮化率已在平臺階段增長,超大和特大城市數量、人口快速增加;中小城市資源要素配置壓力加大,鄉鎮在特色小鎮等政策驅動下,呈現投資建設的窗口期;農村總體宜居、綠色和適老等特點,會形成特定人口的回流。世界宏觀經濟態勢、中國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現代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為標志的產業升級將加速倒逼結構調整,因“十二五”城鎮化而形成的初級增量消費將部分緩沖產業升級。

  因此,智慧城市,一是應當在把握住新階段城市規律的同時,適應產業變化,即堅持產城融合理論;二是城市作為系統論下的多主體組成,智慧化的努力就是逐步實現多主體新型時空間位置的科學組織布局,促進并加速關鍵要素的聯系、交互、響應和反饋,即空間生態自組織體系的形成;三是作為應用指向的城市主題創新,在形成有效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導出衍生效應的發揮,跨行業領域多主體間的協同并產生增量經濟,即協同經濟。因此,產城融合基礎上的空間生態自組織與協同經濟,能夠為現階段智慧城市理論探索提供支撐。

  作為推進智慧城市的核心依據——頂層設計,在編制思想、技術路線和實施內容等方面,不同城市間差異性不強,因地制宜、因城施策,與城市戰略實質性結合不緊密、相應規劃技術、項目導向突出,對城市的宏觀政策響應不足、貢獻有限。智慧城市規劃與信息化規劃關切和實施高度交織,智慧化與信息化存在嚴重交叉,甚至混淆,但順承城市空間總體規劃和產業經濟的社會發展規劃不足。在規劃方法上,基本以信息化為主體框架,城市空間思考和產業動態響應有限,導致規劃編制時序性更新和可持續性不強。智慧城市,是不斷創新的城市存在狀態和動態過程演進,在頂層設計與規劃當中,必須將階段性和可持續性兼顧,避免不切實際、一步到位和不尊重城市規律。

  智慧城市戰略的推進,必須加強與城市總體規劃和生態文明的協同創新,是實現城市治理創新的關鍵理念與重要技術支撐,依托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技術平臺,有助于實現城市規劃的方法創新和生態文明目標的實現。促進城市數字化、信息化建設與城鎮功能提升的有機融合和智慧城市運營服務端的有效實現。基于多元技術,在規劃中實現十個創新:一是研究城市與區域空間績效創新;二是建立城市碳排放控制規劃創新;三是促進規劃信息化與城市空間建模創新;四是優化城市生態導則和規劃指南創新;五是逐步實現規劃的綜合性和公眾參與創新;六是解讀城市形態—局地生態系統的關系與空間導引創新;七是量化城市生態功能與氣候變化的關系與適應措施創新;八是解析城市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的關系與調控機理創新;九是建立城市人居環境問題診斷和調控工具包和政策庫創新;十是從城市生態代謝出發仿真城市產業生態系統創新。

  數字經濟驅動,鎖定關鍵領域探索智慧城市建設模式創新。一是堅持改革創新、產業應用和社會服務三個導向的統一,建設中國新型智慧城市改革創新、跨界應用與產城融合示范的核心區。二是按照發展目標,優化完善現有建設、評價和考核指標體系,強化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增強履職意識與能力。為了高效率地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進程,制定有效的評估體系勢在必行,輔助決策者對整體建設過程及結果做出客觀的評判,及時發現建設過程中的問題,優化解決方案,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探索第三方評價。三是數字經濟驅動構建市區兩級智慧城市與大數據智慧化調控平臺,與宏觀經濟實現對接,有效指導、服務和培育數字企業集群。逐步提高數字經濟在GDP的比重,實現數字紅利。實現對數字經濟與智慧產業耦合動態的表征與調控。補足數字醫療、數字交通物流、數字商業服務、數字教育等領域短板。實施內容為“王”的發展導向,培育發展數字內容服務產業。基于空間軌跡-要素協同的產業大數據,構建智慧城市與大數據智慧化調控平臺打基礎,為剖析產業集群、產城融合和業態協同,并服務產業政策。研究數字經濟自身在城市尺度的培育規律;以數字經濟領域權重企業為對象,調研、了解和把握企業運行規律,增設行政職能,專門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四是園區全面智慧化,做實數字經濟,并鼓勵和支持企業開展數字+,提高市場服務能力。增強園區產業集群、園區城區化治理能力。園區(基地)運維100%智慧化,成為支撐數字經濟的主要載體,成為區級經濟的加速器,形成細分領域特色與國際競爭力,對接市級共建平臺(數字經濟)。加快城區化,實行由園區一把手負責的園區首席信息官制度。將市內規模以上園區(基地)分級分類實現運維的智慧化;與所城區經濟對接,在數字經濟和智慧產業領域成為主要空間承載地;構建智慧城市與大數據智慧化調控平臺,剖析產業集群、產城融合和業態協同,服務產業政策制定;促進職住平衡,提高園區產城融合水平,提升園區城市服務與公共配套;增設行政職能,專職智慧園區建設。針對智慧園區創新技術產業化培育和產城融合制定激勵政策。五是智慧城市運營以需求導向為基礎,示范性研發驅動實施突破性創新,增強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重視民生服務,以提高居民“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的獲得感。

  實施路徑包括:(1)以需求為導向,響應社會(民眾與企業)訴求,建設便民智慧城市服務體系;(2)以時空大數據技術作為智慧城市數據存儲與處理基礎、基于區塊鏈的智慧城市身份認證與數據網關技術作為智慧城市數據安全保障機制,加速智慧城市建設的一體化;(3)聚焦政務、交通、環境、醫療、居民健康等重點領域,以基于時空大數據與機器學習技術的“智慧服務”為核心實現智慧城市服務能力突破。開展“移動智慧城市”示范性探索,加速提高市民智慧城市服務的獲得感,進而提高現有信息基礎設施數據的獲取效能。

  智慧城市建設,依托國家大數據戰略和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將在基礎性和決策支撐上得到強化,從對新興技術的認知,到結合城市空間、產業特征與趨勢,從決策科學出發,填補應用型理論短板,在體制機制建設中充分培育智慧城市行政抓手和有效協作方式,實現基礎性建設與應用性實施的同步設計、有機聯動,參考標準體系,并堅持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頂層設計與與規劃,嚴肅智慧城市推進的行政效率與軌跡的延續性、系統性,以研究型學生的培養為入口,實現智慧城市事業化人才的持續供給,從強可運營、強可感知、強廣泛參與和強創新出發,設計智慧城市PPP。“數字經濟-創新引擎-智慧產城-精細管理”,將有助于促進雄安新區、粵港澳大灣區等成為我國智慧城市事業化的戰略標桿。

  作者簡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中心副主任、博士,2016金磚國家智慧城市峰會中方代表,2017中國智慧城市影響力人物,《智慧城市新思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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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xuxi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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